住在北京有一大利好，很多以前只是纸上网上见到的人，包括记者们，现在都能见到活的了！

周四晚，单向街沙龙上见到了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女士及刘鉴强先生，讲到七十年代的中国，讲到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以后的环境问题展望，等等，等等。在他们创办的“中外对话”网站（chinadialogue.net）上有许多话题，无不围绕环保与民生，也都小心翼翼地在许可范围内，并无过激言论。多一些声音总是好过万马齐喑的，哪怕这些声音多么弱小。伊莎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之一（1972），她保留的所有相片都用于记录一个特别的时代，那里面很少有她个人的感情流露，不过也许，关于个人的信息她已经筛选掉了，呈现给我们的确实是一个记者应有的视角，不加批判，也不加掩饰，只是告诉观者：事情曾经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她去了南美洲，真正的开始从事记者职业，书是一本接一本的出。七十年代的政治风云激荡，有六十年代的余声。那些岁月，对于真正的记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遇，但也过于危险，以至没几个人能最终走下去。再后来，她又回到中国，觉得自己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双向的对话，于是，2006年，有了“中外对话”网站。

有人问伊莎，七十年代在中国的留学生涯对她此后的人生有过什么影响。她说：那个时代的生活让我对理想主义的狂热有了深深的怀疑，并且，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怀疑是最珍贵的品质。

周五下午在时尚廊，则见到了一大堆中国记者，其中不乏“名记”。嘉宾是邓飞、关军、李海鹏。其中邓飞是由记者转为公益人，关军一直做记者，李海鹏由记者转为作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但在这个沙龙上，并不是只听别人讲，在场的好多位记者也都说了自己的故事，包括特稿记者、调查记者、法治记者、铁道部记者等等，体制内外，纵横南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煞是热闹好看。

我惊诧于在场的“名记”的年轻，他们多是80后，从业年限在10年左右的也不多，很多年轻人工作5年之后已经能交出不错的作品了。每个人讲的心得体会也很诚恳，感觉物以类聚啊，能坦诚相待的人才能聚在一起做出有意思的事情来，如邓飞的免费午餐公益项目。

大家谈到了写作与采访的关系。一个好的记者，是先练好了写作才练习采访？还是相反？大家见仁见智。文本的包装不能过度，形式不应大于内容，则是大家的共识。又谈到对待采访对象的问题。邓飞谈到一个好的记者采访时应保持心地的柔软。我理解为一个好的记者不会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去挖掘一些伤害采访对象隐私的事情。关军则说，看这个隐私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比如对贪污犯，就不必手软，其他的，如果觉得过分，可以不做。记者群中有年轻记者分享道：耐心地理解人比着急于批判人来得重要。

关于非虚构写作，邓飞认为第一价值是诚实，但特稿如同剧本，是要好好安排的。李海鹏认为关键看文字是否表达了其逻辑。有趣的是，当听众请嘉宾说说何伟（Peter Hessler）的非虚构写作三部曲时，嘉宾们不是没看过就是泛而言之，认为并无出色之处。前年何伟的《寻路中国》出来时曾有书评说：这是一本令中国记者羞愧的书。读者的反响是热烈的，正好与正统论调形成反比。这就像王小波逝去十五周年一样，正统评论界保持了缄默。但是窃以为真正评判一部作品的应该是读者而不是评论家。

谈到记者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听到了更多年轻乐观的声音。也许现实不尽如人意，但更多的年轻人并没有坐等大好形势的到来，而是默默无闻地行动着，作一个社会发展过程的真实记录。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记者真的就一个记述者。是哪位前辈说的？记者就像五星级酒店里的苍蝇，看见了种种奢华，但并不属于那里。哈哈。

2012-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