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上午，爱心背书客一行24人到双城镇诚顺村的诚顺小学建站。此行十分顺利，因为有高效率的领队，勤劳的地接，还有认真为了孩子而不是只为了自己寻开心的队员们。此行还带有家访，宝来和坚强去了帮扶孩子家拜访，最后和大家会合。地接之一夏日阳光在活动结束后邀请背书客去临时回访永和小学，那儿最近刚换了一批图书，校长夏日阳光正在利用一些自习时段鼓励孩子们阅读，看来开展得不错。这也印证了一个观点：课外阅读需要校长老师的支持，才能在学校里形成风气。

回哈是下午三点多，回家一趟，又直奔文端街去了，今天的国学课堂有我比较感兴趣的题目：《礼记》的《礼运·大同》。这一短篇，曾见康南海先生的诠释，见孙中山先生的诠释，未见过毛润之先生的版本（当然我相信一定有的），刚读完一本讲理想国的小书，所以想听听现在的学者怎么看待这个题目。一个多小时的课，老师认真授课的态度首先让我感念，讲课都累出喉咙炎了，面对不多的志愿者学生们还是那么认真，在这个意义上，老师也在做一个志愿者！令人钦敬！因为有事早退了，我得承认自己不是个好学生，但是对老师的感激是真实的，因为我注意到了这位可敬的长者敢于真实地表露自己对于文学，对于历史，对于社会的经验与观点，这就与一般的“国学家”“道学家”有很大区别。到最后反而《大同》的文字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我们的课堂氛围却久留于脑海。这才是一堂好的传统文化课！

今天去办事的路上又走神了，想到西方学者对人性的假设，他们使劲研究人性的缺陷，并设置种种制度来制衡人性的缺陷造成的危害，这可以造成“笨的善良人”；想到儒家传统思想对人性的假设，使劲鼓吹个人的德行，回避一些人性的不完美，也回避制度的建设，这就造成“善良的笨人”。也就难怪当得起“国学大师”称号的只有学贯中西遇事较真的学者，比如梁启超。真正求学问，从来不应该是西风压倒东风，也不是相反，而恰恰是儒家所讲的中庸，可以做到真正的深入。虽然今天行走在路上无非又是为稻粮谋，但想到我遇见的这么多风格各异而用心良苦的中外老师们，真是应该深深感恩。